随着气温升高，亲水活动增多，许多人会相约前往水库、河流等地游泳戏水。但由于对环境把握不准和对自身条件评估不足，一些人盲目下水游泳，导致溺水事故发生。那么，相约出行的同伴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？
2025年7月一个炎热的上午，12岁的小扬骑电动自行车来到同学小于家，邀其一起玩耍。小于母亲以小于“没空”为由拒绝他跟同学外出。离开后，小扬通过微信与小于联系，两人商议一起外出卖掉一部旧手机。随后，小于瞒着母亲悄悄离家。
会合后，小扬骑车搭载小于前往邻镇，卖掉了旧手机。时近中午，天气酷热，二人来到一处河道岸边。小扬因故未下水，14岁的小于则自行脱衣走入河中。小于起初在浅水区玩耍，随后逐渐走向河心。不久，小扬听到呼救声，只见小于在水中一阵挣扎后沉没。小扬在岸边呼喊无果，因害怕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，也未向周边求救，便独自骑车离开。
两日后，小于的遗体在河道下游被发现。经公安机关调查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。在警方首次询问时，小扬谎称两人外出游玩不久后分开，他不知道小于去游泳的事。直至民警再次问话，他才说出实情。
双方家庭为此发生责任归属纠纷，经调解未果。此后，小于父母将小扬及其父母诉至陆川县人民法院，要求小扬及其父母承担主要赔偿责任。
在法庭上，双方观点激烈碰撞。该案还涉及一个关键事实的认定——究竟是谁提议下河玩水？小于父母认为是小扬带他去河中玩水的。法院审理后查明，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是小扬提议并带小于下河游玩。根据已查明的事实，两人驾车来到河道岸边准备下水玩耍，随后小于自行下水。从常理推断，若是小扬极力提议下水，其本人始终在岸上，行为逻辑上存在矛盾。因此，法院认定是小于自行下水。
法院指出，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原则，小扬在小于母亲明确拒绝后，仍私下主动联系小于并与之一同前往河边，这种“结伴共赴险地”的行为，在法律上产生了相应的、与其年龄心智相适应的注意和救助义务。小扬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无法苛求他下水救人，但当时已满12周岁且能驾驶电动自行车，具备向附近人员、路人求助或拨打求助电话的能力。小扬在同伴面临生命危险时选择独自离开，完全放弃力所能及的救助，其行为存在过错。此外，小扬事后向公安机关虚假陈述，虽不直接导致同伴死亡，但反映他对法定义务的漠视态度。因此，法院认定小扬未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，其过错与小于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应承担侵权责任。
关于小于自身是否存在过错，法院认为，小于事发时已年满14周岁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野外游泳的危险性应具备基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。他明知自己不会游泳，且同伴年仅12岁救助能力有限，仍主动进入陌生水域，该行为直接导致溺水事件发生。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“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”的规定，小于自身存在重大过错，依法应大幅减轻其他责任方的赔偿份额。
综合全案，法院认为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多因一果，主要原因是小于自身忽视安全的涉险行为，次要原因是小扬未能履行合理的同伴间救助义务，而小于父母作为监护人，亦未能阻止孩子私自外出前往危险水域，监护存在疏漏。应由小于父母自行承担90%的责任，小扬承担10%的责任，小扬的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。
陆川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小扬父母应向小于父母赔偿9.6万余元。小于父母不服一审判决，上诉至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要求小扬承担60%的责任。玉林市中院审理后作出“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”的终审判决。
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法律赋予每个人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。特别是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，冒险行为带来的后果，首要责任在于自身。父母是未成年子女安全的第一道防线，即便孩子进入青春期，监护人的教育、提醒和监管责任也不能放松。该案中，小于的母亲虽曾口头拒绝，但未能阻止孩子后续私自外出，教训深刻。
同伴义务有法律边界。法律不强人所难，但要求人尽其责。结伴出游，并不意味着对同伴的生命安全负有无限责任。法律要求的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，如呼救、报警、寻求成年人帮助，而非冒着生命危险直接施救。同时，诚实配合调查是公民的法定义务，事后隐瞒、撒谎会加重法律上的负面评价。
司法裁判衡量的是过错而非结果。公众有时易以结果惨重来倒推责任大小，但司法裁判的审查逻辑是“行为—过错—因果关系—责任”，法院既不会因当事人是未成年人就免除其应尽义务，也不会因后果严重就让其承担超出过错比例的责任。该案提醒家庭、学校与社会浙江股票配资，防溺水教育必须常抓不懈，也提醒青少年，友谊可贵，但安全规则更重要，结伴时需互相监督劝阻危险行为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保持冷静，第一时间寻求帮助。这既是道德要求，也是法律所期待的合理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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